【香樟推文2188】国内经济地理，劳动力流动与贸易的分布效应

Fan,Jingting. 2019. "Internal Geography, Labor Mo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1 (3): 252-88.

https://fanjt.weebly.com/uploads/1/9/4/7/19473457/tmw_f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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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文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量化了在存在国内贸易成本以及劳动力流动成本的情况下，贸易的分配效应。他集中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存在国内贸易和移民成本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国内不平等——包括具有相似技能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地区间不平等，以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地区不平等（技能溢价）？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和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减少国内空间摩擦。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福利以及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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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事实

作者根据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分别画出贸易开放、城镇雇佣比例、平均工资、总雇佣人数的空间分布，发现雇佣、贸易开放都随着离沿海距离的增加而降低。数据表明，省内移民比重要大于省际移民比重，而省内移民的高技能者比重也要大于省际移民的相应比重。考虑到50年代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量化户口制度造成的移民障碍及其废除对不平等和贸易的潜在影响非常重要。因此，作者收集了所有的相关文件、法律，构建了一个新的 1997-2010 年的户口改革地级数据集，并给每个城市赋予了0-6的得分。他通过简约式估计得出，该指数每上升1个点，国内移民就会增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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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

经济体中有2N+1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中国N个城市中的城市、乡村部门构成，另外1个代表剩余世界（ROW）。地点d有高低技能两类工人，e∈{l,H},工资为W_d^e，则从o移民到d的工人的福利为：

其中z_d(i)为d处的生产率抽样，P_d是最终消费品价格指数，B_d^e是地区的舒适度，d_od^e为移民成本，假定Z来源于Frechet分布，且满足

其中ρ控制地区之间生产相关性，ϵ_e控制产业之间的分散程度。令为经舒适度调整后的d的实际工资，则工人从o流动到d的概率为。令L_d^e为在d处工作的技能为e的工人，l_o^e为出生在o的工人，l_od^e为从o流动到d的人数，E_d^e为d处的有效劳动供给，则它们满足以下关系：

假设有四个产业：A—农业，K—资本装备，M—其他制造业，S—服务业，则可贸易的中间品ω的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t_d^s(ω)为d的生产效率，服从分布l_d^s为装配的组合劳动力，m_d^ss’则为来自产业s’的最终产品数量。则o地的中间品用于d最终品生产比率为。产业S的最终产品为各产业中间品的CES函数，而最终产品则为各产业的C-D函数。假定高技能劳动力与资本互补，而装配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一起组成组合劳动力，则有效劳动力，工资及其比率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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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估计

2005年人口抽查数据是作者确定工资溢价与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来源。作者使用Mincer方程估计了每个地区的非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和技能溢价（包含于地区固定效应与特定技能虚拟变量），并计算出每个城市-行业的雇佣人数。运用该数据，作者可以得出高低技能工人之间的相对工资。为得出η_d^h,η_d^l，作者基于2004年工业普查数据建立每个城市市区的工资和资本支出，而农村地区缺乏相应数据，他假定所有了所有地区都有相同资本/劳动份额。需要注意的是，由于2000年初期时仅少数人口持有本科学历，因此作者将高技能者定义为受教育年限为9年以上的劳动力。

为构建地区间与行业间流动数据，他还利用了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提取了每个工人的技能水平、现所在城市、出生省份、户口类型、是否在城市或农村产业工作的信息。此外，作者还构建了城市间地理与文化距离的代理变量，地理距离是以市政府中心之间的最大距离近似的，而文化距离则根据1-corr(Vo,Vd)计算，其中Vo的元素为o地区的各个民族占比（根据1990普查算出）。

接下来，作者首先确定了可独立估计的参数，以及直接从数据中计算得出的参数。其中，贸易弹性以及劳动替代弹性均直接采用文献中的值，其余几个则根据对应的目标矩推断。首先，基于Frechet分布的性质,，作者运用非移民（stayers）的工资分布得出ϵ_e (1-ρ)。作者分别对高低技能样本的对数工资回归，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以及个人特征，随后他根据残差的指数变换计算出对应的方差与期望，并据此选择相应的ϵ_e (1-ρ),对于高低技能者分别为2.73与2.5。其次，他运用移民的工资残差中的相关性推断出不同地区之间工人生产率的相关系数ρ。具体来说，他利用2004年和2006年的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中移民的数据，并据此估计了包含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性别、教育、年龄、年龄平方的Mincer工资方程。对于每个移民，可以得到用于推断的2004和2006年两个残差。他进一步在回归中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比较了前后回归式的R方，发现个体固定效应解释了前一个回归中未解释变异的66%，说明工人的生产率是正相关的（否则该值应为50%）。对于每个ρ，作者基于Frechet模拟出不同地区的工人生产率分布，再根据模拟的数据集进行回归以得出R方，最后选择相应的ρ=0.36。余下的参数则由模型均衡条件决定（表2中B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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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成本估计

第一步，作者将d_oo设为1，并将移民成本构建为如下形式：

I1-I4反映了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同制度障碍，分别为：1.od属于同一省份不同城市；2.od属于同一个大区域（每个大区域包含5个省份）但不同省份；3.od属于不同大区域；4.城乡流动。I₁-I₃与dist的交互项允许了距离对于成本的非线性影响，Cdist表明od之间的文化距离，反映移民的网络效应。

作者通过嵌套的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移民成本。在外循环中，他选择β以最小化构建的移民比例与实际比例之差，即

其中p_i∈P是中国的省份，是从pi流动到d区域的工人数量。在内循环中，则通过选择合适的{v_d^e}使得在给定d_od^e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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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的效果

作者搜集了1997-2010年间所有城市的户籍改革以及城市化资料，并构建了户籍开放指数（0-6）。以当地有户口居民的比重和移民人数为因变量，在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的干扰因素（GDP、人口等），城市等级、时间固定效应后，作者用2000、2005、2010年的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进行了一阶差分回归，并得出户籍开放指数增加1分，城市的移民数量增加19%-21%。基于上文估计出的β_i^e(i=1,2,3),作者假定在经历改革后移民到城市d的成本为：

给定∆HukouScore_d以及，每一个β_Hukou对应于一个，据此作者可以用简化式估计模型并得到户籍改革与移民人数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他发现当β_Hukou=0.13时，所得到的效应与实际得到的相同——说明户籍开放指数每增加1，城市之间的移民成本降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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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贸易成本

根据估计的移民成本与等式（6）可得出每个地区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加之先前估计的地区工资，作者计算出了各地区与全国的劳动增加值。其后，他运用中国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确定剩余世界的GDP为：

他将任意两地od之间的贸易成本设定为下式：

其中I’₁-I’₃的定义与移民估计式中相同，I‘4表明两地共有同一边界。作者假设所有国内城市与国外的贸易由两部分组成：1.该城市与最近的港口城市的距离；2.部门特定的国际贸易成本（t_a,t_m,t_k）。与前文类似，他通过三层嵌套非线性最小二乘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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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验证与

反事实实验

基于估计的参数，作者计算了从自给自足到贸易开放（校准的均衡）时每个城市的技能溢价变化与人口增长，并将模拟的结果与Han(2013)基于实际数据的测算相比较。表5显示两者的差别不大，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作者将每个工人群体的贸易福利收益计算为他们的实际收入从自给自足到校准均衡的百分比变化。表6的A组报告了结果。所有工人群体的人口加权福利收益约为 7.5%，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匪浅。然而，福利收益并不是平等地分配给每个人的。首先，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受贸易的影响不同。技术工人的贸易平均收益约为 13%，非技术工人仅为 6%。使用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平均工资百分比差异来衡量总技能溢价，他发现国际贸易使技能溢价增加了 5.5%。其次，在每个技能组内，贸易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对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来说，福利收益分布的标准差都大于各自的平均值。受益最大的群体的福利提高了30%，而一些非技术工人可能会遭受福利损失。此外，B组表明区域之间的不平等收益要远大于区域内的，这也暗示了国内地理障碍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影响：沿海城市能从贸易开放中得到高达15%的技能溢价，而内陆城市仅有2%（图4）。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成因：首先，贸易的要素内容理论预测，专门从事更密集使用技术工人的部门的城市将看到技能溢价的增加。在模型中，这种机制通过生产专业化，与国内贸易成本相互影响。当一个国家开放贸易时，沿海地区由于靠近外国供应商，在这些行业中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并且在资本和制造业生产方面更加专业化。其次，生产中的资本-技能互补性使得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之后，技能溢价全面上升。由于沿海地区的资本货物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这些地区的技能溢价增加得更多。第三，由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移民成本较低，相较于自然状态下，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会涌入沿海城市，进一步导致沿海地区的技能溢价上涨。为更好阐明这些原因，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反事实实验：图5中“Benchmark”为基准均衡，“Case1”增加高技能人员相对于低技能人员的移民成本，可看出技能溢价更加集中于沿海地区，“Case2”则假定资本-技术互补性不存在，发现技能溢价随沿海距离的变化变得不明显。附录中，作者进一步验证了，国内的经济地理因素（劳动力流动与贸易成本）是导致贸易福利分配不均衡的主要原因，而并非由地区的生产率/本身的比较优势。

国内改革与国际贸易

本节中，作者首先研究了中国国内基础建设与改革对福利和不平等的影响。他考虑了三种情形：1.通过将过省的贸易成本设定为与美国相同的值来消除省级的“边界效应”；2.将所有城市户籍分数设定为6，从而消除户籍制度带来我扭曲；3.两者结合。结果表明，国内贸易成本下降在平均上提高了24%的福利，12.1%的技能溢价，且增加了2.4%的不平等，而户籍改革则平均提高10%的福利，降低了0.3%技能溢价，且降低了18.5%的不平等。其次，他对于从贸易中获得的福利进行类似的思想实验。在国内贸易改革后，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从64%降低到51%，户口改革后该比重则降低到56.5%，从中获得的福利从7.5%分别降低到5.9%和6.7%，技能溢价也从5.5%分别降低至4.2%和4.1%，而不平等程度则从6.7%降低到4.9%和3.2%。贸易占比的降低有两个原因：1.国内改革提高了中国生产率，而作为一个大国，这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2.国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的转移效应使得贸易从沿海地区从内陆转移。而此时关税减免对于内陆地区的影响比先前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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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研究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这个以高国内贸易和移民成本为特征的国家的不平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对不同地区的福利和技能溢价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而无论是通过整体泰尔指数还是总技能溢价来衡量，忽视国内摩擦都将导致对不平等的预测截然不同。

■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to quantify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n economy with intra-national trade and migration costs. Focusing on China, I fin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increases both the between-region inequality among workers with similar skills and the within-region inequality between skilled and unskilled workers, with the former accounting for 75% of the overall inequality increase. Ignoring domestic spatial frictions will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 trade’s impact on the overall inequality and overestimate its impact on the aggregate skill premium. Domestic trade and Hukou reforms can improve welfare and alleviate trade-induced inequali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duce the sha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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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路芳菲